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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切口保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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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不高”一直饱受诟病。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男女平等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在15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20位(2020年排名第121位)。由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差距并未缩减,日本在七国集团(G7)中仍位列最后。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从教育、健康、政治、经济四个领域出发,收集各国男女受教育机会、政治家和内阁成员人数、工资收入等情况,将其指数化后以百分比的形式体现该国男女平等实现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女性相对男性地位偏低,只是以外在的量化标准进行比较;而现实中,还有一种“不平等”超出了这些可视化的评判范围,却是关系到每一位育龄女性的根本权利,那就是“终止妊娠的自由”。

  根据日本《母体保护法》第14条的规定,日本各地的医学会所指定的医生,在女性本人及其配偶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在发生以下两种情况时,才可以为该女性进行终止妊娠的手术:一是基于女性身体或经济的原因,如果继续妊娠或分娩会对女性健康产生严重伤害;二是因为暴力胁迫或无法抵抗而发生通奸导致的怀孕。只有在配偶不明或者去世,又或者不具备意识表达能力的情况下,才会单独征求该女性的同意。

  也就是说,在终止妊娠这件事上,女性作为母体本身,不仅没有单独决定权,即使夫妻共同决定,也被法律限制了自主决定的前提。在日本,有一些医疗机构甚至通过“同意书”的形式征求性暴力加害者的同意,否则就拒绝为受害女性实施终止妊娠的医疗手术。此项规定所引发的教条式操作,显然是让受害女性在肉体伤害之外,又增加了心灵上的二次伤害。

  对此,2020年6月,日本律师以“支援犯罪被害者的律师论坛”的名义,向医学会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废除有关征得加害者同意的流程规定。

  除此之外,对于未婚女性以及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实施终止妊娠手术之前,是否需要征得其配偶的同意,仍然是围绕《母体保护法》第14条合理性的讨论。

  为何不能“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为日本的《母体保护法》及《刑法》,为了限制女性随意终止妊娠,还给医生、助产师、药剂师、医药品销售业者设置了一项“业务性堕胎罪”。原则上人工终止妊娠需要征得配偶者的同意,如果不符合条件就实施终止妊娠手术的,会因触犯“业务性堕胎罪”而被判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正是基于法律的严格限制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日本的堕胎率一直很低,但这并不代表这项规定深得人心。

  相反,根据日本《读卖新闻》在2022年2月20日公开的日本冈山县医学会2021年11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该医学会所指定的、具备《母体保护法》所规定的具有实施终止妊娠手术资格的医生中,参与问卷调查的医生里,有66%的医生认为有必要撤销“配偶同意”的要件。

  在这些医生看来,如果配偶栏里没有签字,他们是不愿意进行手术的,这让他们感觉,在法律层面上,医生的立场很薄弱。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地修改关于必须征得配偶者同意才能手术的法律规定。

  既孕则必生,既生则必养,看似保障了生育底线,但却妨碍了生育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日本很多适龄女性迟疑生育的纠结之一。

  一方面是国内各界的质疑声,另一方面是国际趋势的格格不入。在世界最发达七个国家中,日本是G7集团中唯一一个规定“终止妊娠必须征得配偶同意”的国家,而其他6国已经将终止妊娠权完全交由女性自己决定。未来,以保障人权著称于世的日本,将如何充分保障女性生育自由以及终止妊娠自由,不仅仅是法律修正的问题,更是与时代接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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